逆全球化:从暗流涌动到浊浪滔天?

原创:杨丹辉

[编者]2016年相继发生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是意味着“逆全球化”的开始,还仅仅是全球化进程中暂时性的停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杨丹辉研究员在本期“产经快评”中给出深入浅出的精彩解读。


       2016年,伴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等一系列标志性的政治事件,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似乎正由零散、偶发的“黑天鹅”现象,加速催化出一股愈演愈烈的浪流。一些媒体和专家甚至将2016年定义为全球化进程的终结之年。



      对于这样的判断,那些坚定的全球化拥趸不屑一顾,认为纯粹危言耸听。在他们看来,尽管近期世界范围内“逆全球化”事件此起彼伏,但并不意味着“逆全球化”能够固化为一种长期趋势。

       支撑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即:作为全球化根本动力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全球化实现载体的跨国公司一体化生产体系,以及作为全球化实质内容的国际产业转移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现阶段这三大要素的基础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

      另有一些观点则强调,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方向、国际分工体系、要素流动范式以及开放格局已然根深叶茂,局部、暂时的动荡和调整并不能上演真正意义上的反转剧情。

      回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螺旋式上升是规律性趋势演进的普遍特征。放在足够长的时间维度下观察,所谓“逆全球化”也许只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惯常认定的“前进中的问题”。历史的车轮滚滚,最终不过“螳臂挡车”。然而,现实的境况和未来的走势果然如全球化主义者这般乐观吗?还是我们需要对眼前的乱局更加冷静地做出前瞻性预判?



世界经济体系在发生什么?

      对于公众而言,前述的政治事件自然更吸人眼球。但在这些热点现象背后,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足以应该引起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高度关注的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发生8年有余。期间,为应对危机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不断放出大招,但却无奈地看到,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时代的全面深度调整阶段,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总需求长期低迷、世界经济迟迟无法实现发展动能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的宏观政策工具功力渐失,同时也昭示着“全球化”的正能量几近释放殆尽,其作为资源配置动力机制的作用正在弱化。

      在贸易领域,我们观察到了令人更加沮丧的状况。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全球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51.9%降至2015年的45.0%,下降了6.9个百分点。2013-2015年,全球贸易一改二战后延续几十年的大势,已连续3年出现增速低于同期世界GDP平均增速的情况,而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余波不断,贸易摩擦此起彼伏。


      再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受全球贸易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共同影响,作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回落,进出口下行压力凸显。尽管在全球贸易寒冬中,中国货物出口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仍有所上升,但由于进出口增速逐步回落,贸易部门与GDP的增速拉开差距,“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已经明显不给力,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缩小,很难再现2005年前后对GDP贡献度高达20%左右的水平。

      从国际到国内的严峻形势是否意味着全球化的另一重要引擎——自由贸易开始老化,频频熄火?

      实际上,贸易领域的问题可能比想象的更为严重。2016年6月,曾是全球化资深支持者的美国前总统顾问普莱斯特威兹在《华盛顿月刊(Washington Monthly)》上抛出了那篇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长文——《自由贸易已经死亡》。该文直指二战后美国主推的自由贸易体系已经不再符合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此番美国竞选极具戏剧性地削弱了自由贸易这一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

      而在多边贸易体系和区域一体化安排方面,二战后自由贸易的旗帜和机制性平台——WTO全面显现无力感,陷入机制改革僵局,面临碎片化困境,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议题的推动力大不如前。同时,就目前的情势来看,TPP虽尚未完全死机,但很可能搁浅。2016年9月,比利时民众也在布鲁塞尔游行,抗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些一度被视为全球化制度创新重要成果的高层级区域一体化安排,已很难成为凝聚地缘共识、扫除要素流动障碍的新平台。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全球化,从来都是资本的盛宴,这也一直是全球化受到诟病的糟点。那么,面对逆全球化对其全球分工收益可能带来的冲击,资本(家)的代言人——跨国公司难道会坐视不管、坐以待毙吗?如果认为跨国公司会成为全球化最坚定的守护者,并与已经掌握政权的反全球化政客死磕,那未免太天真了。实际上,在特朗普手中晃来晃去的大规模减税的“胡萝卜”、及其不断扬言将生产线和就业岗位转出美国的企业会面临严重后果的“大棒”,对于天生逐利的资本怎会完全不产生效果?在一通“威逼利诱”下,已有美国空调设备制造商——开利公司放弃了将部分工作岗位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邻国墨西哥的计划。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回归本土仍有变数。此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即使美国部分制造业环节出现回流,但在中间品和终端产品制造环节,美国仍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倚仗海外供给。包括笔者也持类似观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难以撼动全球价值链的完整性及其不断深入延展的态势。但现在看来,一旦跨国公司主动“反正”,逆全球化的动力及其影响都需要做出新的评估。从某种意义上,这种“反正”的可能性正在强化。比如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快速产业化将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发达国家劳动成本的劣势,而其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则在智能制造模式下得以更充分的显现,从而为全球化价值链布局向发达国家“回归”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


逆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扮演了什么角色?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凭借劳动力、要素成本等传统比较优势,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也分享了全球化红利,这种观点似乎早已成为共识。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提速,全球化的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逐步显现。由于全球化红利分配并不均衡,引发了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对全球化的反弹,这种反作用力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迟迟未能实现全面复苏而被强化,致使原本在信息技术和贸易自由化推动下日益扁平的世界,又出现了凹凸不平的迹象。除了因分配不均导致的对立和割裂,全球化作为国家主权的让渡,从经济角度上“去国家化”,始终受到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者等反全球化势力的口诛笔伐。


      在这一波逆全球化暗流中,人们的直观判断是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阶层是其主要动员力,而获得了相对较多全球化红利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必然成为维护全球化大势的中坚力量。但事实似乎也非如此,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增长乏力的局面下,不少发展中国家深陷新的“数字鸿沟”和新一轮开放困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世纪头十年一度活跃在国际分工体系之中、成为拉动全球贸易增长重要力量的新兴经济体,相继遭遇结构性减速与周期性放缓的叠加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未来发展道路生产了怀疑,而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踩刹车”比发达国家踩得更急更猛,颇为短视的利己主义与保护主义行为使得发展中国家在逆全球化中不仅没能做到置身事外,而且很难看出其捍卫全球化理念、维护全球化治理机制的决心和合力,这进一步扩大了逆全球化的阴影面积。


科技革命:逆全球化的隐形推手?

      这样的标题难免令人错愕!众所周知,第二次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是全球化最根本的动力,而且几乎没有人怀疑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为“世界是平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然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影响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会发现,对于全球化进程而言,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竟然也有其双刃剑的作用,为商品、要素、流动带来便利的同时,在某些领域以及特定的历史时期,会让这个日益偏平的世界重新变得坑坑洼洼,即便暂时如此。


      首先,新媒体对逆全球化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在今年美国大选中,华人依靠微信平台汇聚了切切实实的政治动员力,可以说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鲜明地传递了反映自己利益的政治声音,以一种快速传染的方式释放出集体行动的能量,为特朗普站台,对试图以牺牲其子女教育权利等核心利益换取所谓“绝对公平”的希拉里给予了狠狠一击。当选总统特朗普更是推出了“推特治国”的理念,利用网络社交平台等技术载体渗透反全球化的理念和政治构想。应该看到,互联网对于自下而上的动员十分有效,对非理性情绪的生成和传播更是具有难以阻挡的力量,能够加速促使普罗大众滑向“乌合之众”。

       再来看近年来科技创新及实体经济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过去20余年中,由于ICT技术进入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全球科技发展相对平缓,实体经济也因此渐失新的动力。在危机阴霾弥久不散,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跌跌撞撞的同时,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对经济结构“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力推“再工业化”战略。目前,发达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新一轮密集投入的效果初步显现。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3D打印、无人驾驶汽车、石墨烯、基因测序、量子通信、高端机器人等一批前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相继步入产业化阶段。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颠覆性创新和新兴产业领域,同样存在逆全球化的势力。

      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一些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的内部化,对价值链进行重构,以便将附加值最高的环节牢牢控制在企业内部,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延长获利周期。而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对颠覆性创新投入巨大,必然会对每一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另一方面,现阶段实体经济中的革命性变化在短时间内很难辐射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比较优势对新经济发展开始丧失吸引力。特别是在前沿科技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家企业凭借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短期内很难找到对接新兴产业价值链的点位。理念冲突、制度对立、人才缺失势必加剧创新的“折叠”效应。当数据成为新型资产,新的“数字鸿沟”毫无疑问会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空间。

      当然,对于科技研发和创新活动这种逆全球化的作用,几乎可以肯定是阶段性的。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推演,技术创新完全有可能回归资源全球配置动力的角色,但对于当下其“反动”的影响,却不能视而不见。


飘摇之舟 知向谁边?

      越来越多的观点将2016年视为全球化进程的分水岭。其实,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分水岭,不如说是逆全球化的加速器。自“911"以来,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业已为逆全球化埋下了伏笔。当然,应对危机乏力直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对全球化配置资源方式及其效率和公平性的质疑。从欧洲到北美,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客将全球化作为靶子,把其国内贸易失衡、失业、难民等政治经济外交问题皆归罪于全球化,进而将反全球化作为转移国内矛盾的手段,纵容民众种种短视和不理性的行为,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自由贸易体制的危机,而且正在不断侵蚀人类借力全球化实现的合作共赢的重要成果。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状况并不必然如一些坚持拥护全球化的专家学者推定,可能只是暂时或局部的现象。相反,世界各国都应高度重视这股逆流的发展动态、形成机理及其成为长期趋势的可能性,并要警惕其异化为更为危险的、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的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类似的观点在国际和国内智库专家中开始形成一定的共识。


     尽管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如TPP胎死腹中,在短期内有利于中国,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被排斥在TPP之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压力,为推进我国倡导的亚太自贸区赢得战略机遇,但世界政治经济乱局对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显然不是利好的信号。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笔者还在求取博士学位之时也正是世界范围内全球化的涓涓细水加速汇集成滚滚洪流之际。作为研究开放经济的年轻学者,为全球化所描绘出的自由贸易愿景倍感鼓舞。但当时却有一种声音令人印象深刻,至今仍具警示意义:在全球化潮流中,很多国家、企业和民众是被裹挟进入的,它们并没有自主选择的机会。同理,逆全球化在对其尚未做出准确战略判断和清晰识别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你就已经身在其中了。况且,“伍子过关,日暮途远”。任何时代,“倒行逆施”都会推出一套说辞和由头,而反观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社会风潮发生转向的前夜,固然有人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但这些意识超前的人基本上都很难左右大局,并因“被裹挟”而加重了精神痛苦。

     未来10-20年,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段,同样也是中国大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因此,也许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又或者一些判断可能会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但对于这股正由若隐若现逐渐变得湍急的逆全球化潮流,必须未雨绸缪,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在战术层面做好储备,密切追踪国际局势的变化,对逆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估,避免由暗流涌动演变为破坏力强大的滔天浊浪,进而成为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绊脚石。而且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有责任遏制任何阻碍全人类和平发展与文明演进的势力,维护持久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

(文中部分观点的形成得益于近期读书会上的热烈讨论。在此,感谢罗仲伟老师、李晓华老师、刘尚文老师,以及读书会上各位朋友和同学们的思想火花。)


来源: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