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是洪水猛兽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举足轻重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经济系教授、前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及顾问黎麟祥撰文指出,本文尝试阐述经济全球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及中国参与其中如何改变了世界,以提供对全球化的一个思考角度。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上月下旬,英国举行脱欧公投,最终跟欧盟“分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英国人(尤其是低技能工人)认为,全球化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例如,外国人把他们的工作岗位抢走或来自国外的廉价劳动力把工资压低了。


  这种对全球化不满之情同样在美国造就了特朗普(Donald Trump)──这名取得共和党总统大选提名人──出人意表地崛起。即使在香港,我们亦听到对全球化不满的类似声音,很多年轻人,包括大学毕业生,发现在中国大陆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下,其生活水平受到了损害,因而感到不安。


  认识全球价值链


  本文,笔者尝试阐述经济全球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及中国参与其中如何改变了世界,以提供对全球化的一个思考角度。


  中国参与全球化最显著的是参与“贸易全球化”──即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全球价值链又与一个迅速发展、被称为“国际生产碎片化”(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的现象密切相关。所谓“国际生产碎片化”是指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在不同国家之中进行。这种全球生产模态正在广泛蔓延。其中,最为人乐道的例子是美国苹果公司所设计的iPhone和iPad。


  苹果从全球各地(当中很多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地区,如美国、德国、日本、南韩和台湾)采购各种精密零部件,如触摸屏、摄像头、处理器、显示器和内存器等,并把这些零部件运输到位于中国的富士康工厂,对这些零部件进一步加工、装配和产品测试,最后把最终产品运往世界各地销售。这是中国“加工贸易”(processing trade)的一个例子,也是“国际生产碎片化”的一个生动案例示范。


  生产“碎片化”的结果使装配中心(如中国)的“本地附加值”(domestic value-added)蕴含在“毛出口总值”(gross exports)之中的比例(称为“本地附加值比例”.Domestic Value- added Ratio,DVAR)低于100%。


  由于中国大量参与“加工贸易”,其全国总出口的DVAR 大大低于100%。在生产过程中,本地附加值等同于本国在投入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所赚取的收入。DVAR愈低,本地人从每一元出口中所得的收入愈少。中国在iPhone 出口中的DVAR甚低,只有4%,(即1.8%/〔100% - 58.5%〕)。


  中美贸易顺差被夸大


  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并为全球最大出口加工国,但中国并非“国际生产碎片化”的唯一积极参与者。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生产碎片化还有其他例子,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订后,在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的“边境加工”(maquiladoras)所出现的“双胞工厂”(twin plants);中欧国家与其邻近的西欧国家之间的加工贸易;以及在东盟国家内所设立的出口加工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s)等。


  在这些生产碎片化例子中,装配国的毛出口总值中,DVAR往往大大低于100%。因此,了解什么因素决定DVAR以及其变化,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国际生产碎片化所塑造的全球贸易格局及其变化。


  我们发现,全球各国的平均DVAR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来愈小。1995年,全球各国平均DVAR为82.9%,到2000年降至79.3%,2005年下降至78.0%,2011年更进一步下降至76.1%。


  国与国之间的DVAR也有很大差异。例如2005年,中国的DVAR为0.52,日本为0.86,美国则为0.81。中国出口的低DVAR体现了“加工贸易”在其出口总额中占很大比例,这是值得注意的。由于一国的附加增值反映其国内工人和企业家所赚取收入的多寡。


  可以说,中国从毛出口总值中所赚到的收入是被高估了。举例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附加值其实是被夸大了,因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就是中国人从出口美国中赚取的收入实质上也被夸大了。


  学者库普曼等(Koopman, Wang and Wei〔2014〕)对中美2004年贸易作出研究估算,发现若中美贸易逆差以附加值作标准衡量,只为官方所报道贸易逆差的59%而已。


  加工贸易在华举足轻重


  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改革初期),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不少。这类发展中国家缺乏从最初生产阶段到最终生产阶段整条生产链的生产能力。全球生产碎片化,让她们只须参与劳动力密集的环节,并往往是最后的装配阶段。中国加工出口贸易就是一例。中国在电子及光学仪器出口中存在大量加工贸易。虽然它占毛出口总值35%,但其只占附加值出口的12%。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从西方进口中间产品,然后透过廉价劳动力从事装配加工,把产品营销全球,从而取得可观的经济成长。而劳动力从农村跑到城市工作,也得到较高的收入,同时纾缓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虽然中国逐渐从“边学边做”中学习整体生产的每个环节,工业生产的能力提升了,但迄至2013年底,中国出口中,逾50%仍然是加工出口。显然,迄今中国的出口仍然依赖非技术的劳动力。这是我们观察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但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全球化中的广泛参与,导致怨声四起。首先,不少国家的工人埋怨失业,那些大量进口中国商品和服务的国家,国内非技术性工人工资停滞,引起工人不满。受到影响的地方,包括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在香港一样引起了不满。


  平心而论,这些迁怒和埋怨对中国并不公平。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某些参选人扭曲事实,指摘中国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例如,指摘中国操控人民币滙率等等。同时,按毛出口总值贸易额(gross trade)而非“附加值贸易”额(value-added trade)来强调逆差,无疑是有误导性的。


  事实上,美国向中国进口有利美国的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人士,例如,沃尔玛(Walmart)从中国采购大量廉价货品,使美国普罗大众享受到价廉物美的产品。其他例子不胜枚举,只要到任何零售商场,都可见到“中国制造”的货品琳琅满目。


  跟美国一样,香港也从对中国的进口和出口中获益匪浅,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必细表。


  全球化不均同的冲击


  因此,一方面,一些国家或地区从中国的全球化中受益;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客或一些人士又抱怨工人失去工作,或工资停滞。然而,任何新的提高经济效率的现象之出现,都有利有弊。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利是远超过弊的。


  要注意的是,全球化的后果对不同个人和不同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换言之,全球化产生“不均同的冲击”(uneven impact),有些人受益较多,有些人受益较少甚至受害。但是,若然一方面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却又埋怨它的坏处,而又知道利多于弊,则这些抱怨和不满是狭隘和情绪化的。


  合理解决问题之道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须负起责任,实施政策,重新训练本国的失业工人。与此同时,对于贸易中受损的人,可以通过收入重新分配作出政策支援,使普罗公众不必把全球化视为洪水猛兽。



来源:和讯网